叶延滨：在西昌的那段日子，是影响我一生的成长时期。我是因为母亲下放到西昌，而从成都到西昌陪同母亲生活。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东北大富商家庭，日本占领东北后，流亡到北平求学，在“一二九”学生运动中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，算“红军时期”老干部，建国后，先后被错误处分，开除党籍，降级下放。母亲下放大凉山当了老师，一年后，回省城无望，于是我也在小学六年级时，到了西昌陪母亲生活。从此我从“高干子弟”变成一个有“政治问题的下放老师”的孩子。当时的大凉山刚完成了废除奴隶制的民主改革，十分落后，我到西昌的前一个星期，门前的小路上发生了抢劫杀人案，学校旁的村子里金钱豹进农舍被关进猪栏，真是前有盗匪后有豺狼的蛮荒山地。我和农村孩子一起上学，穿草鞋，干农活，在乡村的川兴初中度过三年饥荒，在西昌读高中也经过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武斗。我在西昌完成了我的中学学业，最为人常提起的是，我在那个时期，曾和三个同学，步行六千七百里路，历时四个月，从西昌走到了北京。简言之，西昌让我知道并认识了中国底层，并且开始身为一个底层孩子靠自己打拼，闯自己的路，西昌造就和完成我一生所需要的训练——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”自信“和”自立“的能力。

延安插队在杨家岭留影，1970年
 

2、 花语：您曾经到延安插队，听说这与您在某一特殊历史时期冒死救父的经历有关，能讲一讲这个故事吗？

叶延滨：1966年的运动，首先是从批斗大学校长开始，各大报纸上，北京大学揪斗陆平，南京大学批判匡亚明，重庆大学批差距郑思群，《四川日报》六月上旬在头版也用几乎整版批判成都大学一把手叶某某。后来武斗发生了，局势危险。省城武斗越来越升级，军管会把各厅、局和各大学的“走资派”集中在锦江宾馆办学习班。学习班外“武斗”，学习班里“文攻”。硝烟浓烈。不久就传出医学院的院长和一位大学副校长跳楼自杀了。听到这消息，一连好几天我都围着锦江宾馆散步，我希望父亲万一也推开了窗，会看到我。我希望他活下去。

连连发生跳楼事件，学习班也办不下去了。上面叫各单位派人把自己的“走资派”领回去。一群造反派，拥着父亲出来，刚迈出大门，立即反扭父亲双臂，按着头，哈着腰，按倒在卡车驾驶室顶篷上，大喇叭狂喊乱叫，大卡车急驶而去，我一路骑车紧追，紧追慢赶，追进大学的校医院。只见父亲牙齿脱落嘴角出血，浑身青紫的伤痕，一位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中年医生，抬手递给我一张诊断书，上有一行检查结论：长期缺乏锻炼所致劳损。这个医生的这张薄纸，让我明白父亲的处境。如果不想办法，父亲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地方。大学在城西郊区，距城区六、七里路，校门前是一条省道，也是造反派扼守省城的要地。学校变成了“军事据点”，校门堆满沙包工事，持枪的武斗队员日夜站岗。父亲被关押在学生宿舍大楼里，同房有三个造反派大学生同住，24小时值守。要把父亲从这样的地方救出来，是件难事。大学的一位中年女老师，找到了一位姓张的工人帮助我，此人在部队当过侦察员，参与讨论的还有一位姓黄的技术员。讨论产生了一个长达数月的计划，主要实施者是我和父亲两个人。

我每周从城里到城郊的大学去看望父亲两、三次。骑自行车，背一大包食品和必需的日用品。每次进校门，武装人员都要检查所带的东西。进到宿舍楼，通常都是有人与父亲同在屋里。每次我都带四份食品，给父亲一份，药品和咸菜、水果，给那三个同屋的学生点心和水果。我的努力是让父亲保持与外面的联系，而父亲的努力是用耐心争取一个逃走的机会。

和看守的学生关系得到了改善，父亲就提出每天早上到锅炉房打开水，顺便也散步放风在校园里走一圈。原先是每天下午出去放风走一圈，每次都有一个看守陪着。现在改成早上六点起床上锅炉房打水同时放风散步。看守者睡不成懒觉了，不乐意。多说几次，多吃几次我带来的东西，同意了。秋天的六点钟，天已经亮了，走一圈回来，正是吃早饭的时间。天天不变，清早六点准点起来，天色一天比一天越来越暗，天气也越来越冷。终于有一天轮值陪同者不想起床了，父亲独自一人，照常去锅炉房打水，然后提着热水瓶再沿着校园围墙走一圈，七点前回到住处，打那以后，早上起床后没有人跟着父亲了。六点出去，七点回屋，正点正常。十一月的一个晚夜，工人老张和我，住进了学校墙外一户农家。早上五点，我俩推着自行车，来到校园围墙外一道小铁栅门等候。雾气浓重，寒意透心，六点三十，父亲走到了小铁栅门前。我把一架小竹梯从铁栅间塞进去。父亲把竹梯搭在围墙上，爬上围墙，又抽起竹梯递了出来……成功了！从秋到冬，就为了这一刻！两辆自行车一前一后，沿着小道冲进了浓浓的晨雾中！

父亲被救后，造反派在成都和大凉山搜找我，我从成都躲回大凉山，在街头突然被一群人围殴，正置“上山下乡”开始，我便到延安插队了。

3、花语：您的《干妈》在三十年前轰动了诗坛，引起了不少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读者的共鸣，直到现在还深深影响着一大批人。作为作者，您自己认为《干妈》这首诗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魔力？您现在还会去到您曾经做知青的地方回忆过往的岁月吗？
 

5当年房东的小闺女还有邻居伙伴在住过的破窑前合影,2005年

叶延滨：《干妈》写于1980年。这是我插队延安农村曾经的一段真实经历。父亲得救后，我无法在成都和西昌立足，于是远赴延安“插队”。我在延安有一个亲哥哥。父母当年在延安，抗战胜利后，奉命立即北上与蒋军抢东北。军令如山，只好把不足一岁的哥哥，送给了当地农民曹守科做儿子。我到延安插队是“投亲”，但我不想寄人篱下，在延安的第一年，我哥替我找到一对老贫农，照陕北的说法是“受苦人”，我与他们共同生活了一年。老汉是饲养员，老婆是小脚女人。他们叫我“干儿”，我叫他们“干妈”和“干大”。这是陕北最穷的人家，只有一孔没有窗户的土窑洞，他俩睡在窑洞最里边的大炕上，大炕上有个大尿盆，我睡在门边的小土炕上，小土炕上有个小尿盆。这就是整个家的全部布局。一年后，北京派来干部管理知识青年，我回到了知青点，因为能干所有的农活，不久我当了生产队副队长。我在延安的两个村子曹坪、中庄和军马场一共生活了四年。和两个老农同居土窑的一年，让我接够了地气。这孔土窑，关上门就像坟，开了门就叫家徒四壁一贫如洗，我在中国最穷的“受苦人”家中生活了一年，我自信没有什么比这一年更难更苦的了，就像掉进深坑里，只要敢迈步，无论朝哪方，都是向上。

十年后，我在北京上大学，得到了两位老人先后去世的消息。我写下了长诗《干妈》。内容基本是回忆共同生活的细节：老汉用我的毛巾擦汗，干妈跑了三十里路去公社给我买一盏煤油灯看书，夜里给我在衣缝里找虱子，给我留馍，他们悄悄吃糠。诗歌写出来当年有影响，我想有二个最重要的原因，一是真实的写了知青生活，几千万插队的知青从中找到自己的命运影子；二是写出了农村真实的穷困，诗中写道“如果大地贫瘠得像沙漠像弋壁，任何种子都会失去发芽的生命力”，算是为民一呼，喊出了部分人的心声。

我先后几次回过那个村庄，一次是1990年，我和妻子到延安，回到村里，远远的在沟里打坝的人就高声喊：“延滨回来了！”连七、八岁的小孩都在叫，妻子说，你是这小村子的传奇了。2005年，我又回延安，当年的小伙伴变成老头老大娘，跑上来就抱着我，让陪同的《延安文学》主编也说你人缘真好。现在延安好了，我哥哥的儿子居然成了老板，一年前租了一辆大巴车，拉着一车乡亲上北京，北京烤鸭店里全是说延安话的农民，让我觉得在做梦。

在意大利西西里参加诗歌节朗颂作品，1987
 

3、花语：著名诗歌理论家吕进先生说：“叶延滨在中国资历最长、最有影响的两家诗刊《诗刊》和《星星》都担任过主编，这是前无古人的。”您怎么看待诗歌杂志的作用？

叶延滨：我在1980年参加《诗刊》首届“青春诗会”的时候，我说过，我曾梦想过当将军，也想过当科学家，真的没想过当诗人，更没有想过当什么主编。但命运使然，宽巷子走不了，逼到这窄胡同里了。那就尽职尽心的干好这份工作吧。回首往事，可以说一句，尽了心，尽了力。尽心者，办刊物，出于公心，不论亲疏和个人好恶，凡好作品，绝对给版面；办刊物，不谋私利，刊物是公器不是私产，主编在诗坛算公众人物了，一言一行，其实都在众人眼里。

诗歌刊物对诗坛应该有引领作用。仅以《星星》为例，创办六十年来，就一直努力坚守诗歌精神。有人用体制内外，官办民办来区分刊物的作用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没有诗歌精神的坚守，无论官办民办，都会让人感受到“圈子”的小家子气。
 

在马其顿斯特鲁加诗歌节演讲，1997
 

4、花语：现在有不少人喜欢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一些诗歌，有的人喜欢用短诗的方式传递自己的情绪，诗歌好像又在大众中流行起来了，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？我们作为普通读者，爱好诗歌的读者，看到网络上大量的诗歌，有时候也会迷茫，到底该怎么判别什么样的诗歌是好的诗歌？您有怎样的建议？在您看来，一首诗要具备哪些特点，才算是一首好诗？

叶延滨：手机和自媒体的广泛使用，使大众重新喜欢这种形式的传情达意。自媒体上公众号大多数是卡拉OK级别的自我抒发，不因为有人唱卡拉0K，就说他是音乐家，这个判断力，无论是唱者还是听者，都是有的。但是一碰到诗歌，人们就晕了。其实，大多数只是在公众号里“卡拉OK”诗歌，友情点赞，只是说他人脉广，不能说他诗就好。明白了就好判断。多数人喜欢用诗传情表意，也表明了公众文化水平在提高。

判断好诗，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清楚，但可以有大体的指向。一是精神指向，引领读者向上、向善、向美。向上，多给人正能量，不鼓吹颓废厌世和极端思潮；向善，让人心存善念懂得善恶，不宣扬极端利己色情暴力拜金主义；向美，引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，不展示丑陋下流阴暗心理。二是艺术追求，在诗歌艺术上有创新、有探索、有突破，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为传统增加新的经典。
 

访台湾同青云大师合影，1999年

5、花语：我注意到，叶老师您不仅创作诗歌，您还写过不少非常精彩的杂文。这在诗人中很罕见的。您对杂文写作有怎样的心得？有一篇采访您的文章《无风骨不可立身 无情致难成美文》，在您眼中，何为风骨，何为情致？

叶延滨：我写杂文，要比诗歌晚，大慨晚十年。我是在《星星》工作期间开始写杂文的。我自当了《星星》的副主编后便不在《星星》发表自己的作品，也想在诗歌圈子外写点东西。二是自己的遭遇和经历，深感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有诗和鲜花，丑陋和阴暗也充斥四周，有话可说，不吐不快，于是写起了杂文。一写不可收，成了杂文家。新文化百年之际，杂文界给我编了三本书。一是《杂文选刊》编辑百年杂文经典丛书，出了一本《百年杂文 叶延滨卷》，二是“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”，出了一本《请教马克．吐温先生》。三是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我的自选集《天知道》。我以为，写诗更多的是内心的表达，大概与情致相关，写杂文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关注，大概与风骨相关，两者加起来，对我而言就是“书生意气”。

1999年访台与郝伯村见面
 

6、花语：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,引发了文化界关于文学、诗歌、音乐关系的大讨论。您怎么看待诗歌与音乐的关系？您怎么看待当下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学奖，颁给一个以音乐成就为主的人？

叶延滨：你的问题也就是我的回答——怎么一个文学奖颁给一个以音乐成就为主的人？赞成可以有一堆理由，置疑也可以有一堆理由。我不是诺奖评委，我不想替他们做解释。我也很喜欢鲍勃·迪伦，不过喜欢也不能成为我赞成或置疑他得奖的理由。

“911”后二天访巴基斯坦与保护访问团的警官2001

7、花语：作为一个诗人，作家，阅读他人的作品，对您意味着什么？您喜欢阅读哪一类书籍？能给读者列出十本你喜欢的书吗？

叶延滨：选择对话朋友，也选择一个陌生的新世界。读书没有禁忌，但有选择。年轻的时候，读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，总想拍案而起，现在读到这样的东西，摇头一笑，放下而已。我从不给自已开书单，读书也讲缘份，因人而异。

全家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节目，1995年

8、花语：您讲过您的三个点组成您的创作平台。正值新诗百年，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对写诗有很大的热情。但是要写好诗，是一个需要刻苦琢磨和学习的技艺。您创作过很多优秀的诗歌。一定积累过很多经验和独特的心得。以您的感受，在诗歌创作中，有哪些容易走入的误区？

叶延滨：我说写诗并能坚持写自己喜欢的诗，只有两条，一是相知，二是相爱。相知者，要多读诗，读古今中外的名作，读多了就知道真正的好诗是什么，也知道自已适合写什么样的诗。相爱者，与诗有缘，不以诗谋取功名利益，真爱就能坚持，坚持者自然进入诗意人生的状态。爱诗并写诗进一种人生修炼，完善自我，是最主要的成功，能否写出传世之作，则是另一种机缘。我说的三个支点，也可以这么讲：处在何种时代，这是你的诗“运”；有无诗歌的天赋，这是你的诗“命”；能否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，这是你的诗“缘”。

在波戏剧家沙龙朗诵诗歌，2002年

9、花语：我们当下处于一个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社会，现实生活压力很大。作为一个诗人，您觉得，写诗与时代、现实，应该是怎样的关系?写诗需要纯粹的纯真的赤子心灵，可是诗人也是生活在现实各种利益纠结之中，尤其是诗人一般都有自己的工作、职位，有不少诗人还经商、从政，您觉得，诗人应该如何处理自己内心角色与社会职责之间的关系？

叶延滨：在1980年参加首届青春诗会时，我说过，一个诗人要找到在这个时代的人生坐标点，要找到与民众心灵的相通点，要找到诗歌艺术的新的探索点，三点决定了我的诗歌创作的平面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觉得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这是我坚持写作的支点。

和小说写作，戏剧写作等不一样，从古至今，基本上大多数诗人都是业余写作者，专业诗人极少，现代社会更是如此。因此，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上能自立有担当的人，经商在职场是老板或员工，从政是领导或者是下属，在家庭是父母或子女，这些角色是社会身份，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不断转化自己的角色，以尽自己的职责。只有在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，才摆脱这些社会身份，成为一个对全心面对诗歌的诗人。所以一个现代社会真正的诗人，应有健全人格，应有健康诗风。过去有的诗评家推崇的某些名诗人，有的是社会角色失败，有的是人生精神失常，以至形成一种误判，以为真正的诗人就是那些一事无成，只会吟风弄月的疯子癫子或吃软饭者。这种误导至少对绝大多数优秀的诗人不公平，也是对诗歌功能的歪曲，对诗意人生的抹黑。

诗歌从一开始就引领着人类向上向善向美，正是这种引领，中国人从《诗经》开始，走过了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以至五四新诗的情感历史长河，展示了这个东方伟大民族的大美精神世界。无论我们能否成为一个诗人，热爱诗歌者，其短暂一生是在与一个古老而伟大民族，精神同行，灵魂同在！